金年会金字招牌2001年，北京申奥成功、中国加入世贸，中国的大门，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。成功申办奥运之后，北京认识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城市发展的缺失——失去了雄伟的城墙，甚至险些失去故宫……这个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，同时，也是最堵的城市，于是，一场自救自此开始，规模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工程2004年启动，试图改变1950年代移植于莫斯科，并被中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单中心城市结构。

　　2001年，王军还是新华社北京分社跑新闻的记者，那一年大事小事不断——北京申办奥运、中国加入世贸，一项项报道任务令他应接不暇，而心中还惦记着他那部未写完的书稿——后来成为畅销书的《城记》。

　　7月13日，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那一天深夜，王军目睹长安街上欢腾的人流，心中充满对和平的祈愿，以及对这个城市的忧虑。

　　“那时候我们真是很感动，因为中国这扇大门不可逆转地打开了，这是多么荣耀，但是同时又很忧虑，2800亿投下去，北京城会怎样呢？”

　　回家路上，他看到元大都的土儿胡同、香饵胡同被夷为平地，这一切刺激着王军疯狂地敲打着键盘，完成了《城记》的写作，

　　写完《城记》之后，王军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北京最有代表性的元大都胡同——南小街被拆光了。

　　“那里是元大都最有代表性的胡同，这种胡同东西之长一定是故宫的东西之长。”

　　《城记》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城市改造历程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。后来，他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北京的总体规划要进行修编，不再在老城里面大拆大建了。

　　怀着这样一个美梦，王军投入了另一项工作，与同事刘江合作，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展开调研，试图回答：北京既有的城市结构能否适应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大发展的需要。

　　这组调研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，工程浩大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随后启动。2005年1月，国务院批复了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04年至2020年)》，明确了整体保护旧城、重点发展新城、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。

　　可是，令王军无奈的是，推土机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，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——北京成功申办奥运、中国加入世贸十周年。这一年，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，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，北总布胡同梁思成、林徽因(1904～1955)故居被野蛮拆毁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，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……

　　1991年，王军大学毕业金年会金字招牌，在新华社工作了21年。中国最高速的城市化是在他工作的时候才开始的。

　　王军的电脑中珍藏着一张老照片——那是1912年在北海白塔上俯拍的北京城。

　　“多美啊！这样一个可以供养100多万人口的地方，基本是一个森林，每个院落都有树，一片绿海。绿树下面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，中间是青红二色的四合院。”

　　王军回忆说，当年，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第一次登上景山的时候，曾经转过身来跟陪同者很骄傲地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！”

　　然而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北京城建设开始以一个“单中心”结构逐渐“摊大饼”。

　　“单中心结构会强化中心区的基础设施投入，导致大量建设行为在中心区发生。而北京的中心区经过元明清发展而来，在1949年的时候，已经居住了130万人口，盖满了房子，把那么多的建设量摆在中心区会导致大规模的拆迁，导致大规模的人口外迁，导致进出城上下班的问题。”王军说。

　　他认为，即使北京没有老城区，没有故宫，就是一块空地，在一块空地上以单中心的结构规划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，那也是非常糟糕的规划，更何况中心区有那么伟大的遗产！

　　北京市做过两次对旧城的拆除计划，一次是1990年，10年要完成危旧房改造。一次是2000年，5年要完成危旧房改造。持续至今，老城区留下的面积已经不多了，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还不到。

　　这话让王军惊骇不已。他采访了经手故宫拆除计划的建筑师，看到了一些档案资料才确定实有此事。

　　2011年一季度，北京地铁出行人数超过4亿人次，网友戏称“人进去，相片出来，饼干进去，面粉出来。”

　　“这就是我们拆掉老城的生活，真是遭报应，梁思成先生之痛苦，实为我们今日的痛苦。”

　　在王军看来，“交通出现问题恰恰在于城市就业功能过度集中在故宫周围，郊区都是睡觉的地方，望京、天通苑等可以睡几十万人口，大量的人要进城上班，出城居住，造成拥堵。”

　　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“就像伟大的军队一样，成千上万名士兵整合成威严整齐的军队——四合院，将军就是钟鼓楼，而现在的北京则是充满建筑将军的城市，每个将军只领导一个士兵。”

　　第一个五年，他在拼命呼吁修改规划，规划的内容就是保护老城，发展新城，变单中心为多中心。后五年，他站在梁思成先生的立场上，在拼命捍卫“总体规划”。

　　“我第一次读到梁思成方案的时候，非常激动，因为他回答了我心中的问题。一个城市怎样才能不堵车金年会金字招牌，这是面向未来的方案。”

　　“梁思成的方案不仅仅是保护老城，而是说在故宫周围盖行政区，会导致大量人口外迁，这些人又到城里上班，这就是引发交通问题的恶根。”

　　尽管如此，梁思成的理念已经成了城市建设的理想思路：大都市由几个小市组成，它们彼此像一个个小细胞，由绿化带分隔开，“一个装满了就跳出来再建一个。”

　　上世纪30年代，梁思成把北京所有关键的城墙、城楼都拍了照片，甚至做了测绘。王军在清华大学看到他的测稿，“真的很难过”。

　　“他刚刚做完这些工作的时候，日本就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，他和林徽因被迫流亡到后方，再也没有机会把北京城墙的调查报告写出来。”

　　十年过去了，令王军欣慰的是，这十年里，北京制定了总体规划，终于回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(1916～2001)描绘首都建设蓝图未竟的理想——建设多中心、平衡发展的城市。

　　谈及北京的交通拥堵，王军说金年会金字招牌，我们是在一个高密度城市过度依赖小汽车交通。北京小汽车出行率超过30%，公共汽车出行率也是30%多，剩下的是步行和自行车。“北京市均衡发展各种交通方式，结果是任何一种交通方式都遇到了麻烦。开车不方便，公交车也不方便，甚至走路都不方便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。”

　　让王军庆幸的是，过去十年里，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，公众参与的力度在不断增强，政府部门已在倾听、合作，开始意识到这是善治的必需。

　　“这个城市已制定了一部要求整体保护旧城的总体规划，可是，它不会自动成真，仍需要每一位热爱自己故乡的公民持之以恒的努力。”

　　王军，新华社高级记者，供职于《瞭望》新闻周刊，著有《城记》、《采访本上的城市》、《拾年》。《纽约书评》曾刊登《城记》英文版评论，“这本书与帮助人们改变城市环境思考方式的经典之作—简·雅各布斯的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相似，并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城市保护运动的核心著作。”